第92章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1/2)

本来，载洸并不想当着光绪的面驳了翁同龢的面子，此人最重视名节，这样容易遭来忌恨打击，因此，长期以来，对翁同龢，载洸总是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此刻，载洸已经到了不得不出来据理力争的时候了。既然上面那位皇帝已经把剧本写好了，那演不演，就不是他这个臣子说了算了的，便站出来，义正言辞地说道：

回皇上，所谓洋务，并非全是翁师傅口中的奇巧淫技，铁路、轮船、机器等物，皆是生产劳作的利器，能极大提高国家的产出效率，至于先进的枪炮器械，那更是护国重器。

倘若太平时节，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

等到战事一起，国家蒙难，朝廷蒙羞，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感叹他人之利器不能为己所用，导致军队羸弱而不能战，这才是真正地误国误民，还望皇上明鉴。

短短几句话，便攻守交易，言语陈词，慷慨激昂而又逻辑缜密。

将洋务搬到国之大计的台面上来，既避免了与清流派的利益直接冲突，又强调了洋务运动的重要性，毕竟抵御外敌，振兴中华，都是二者共同的目标。

光绪听完，内心也是暗暗称奇。避其锋芒，求同存异，不愧是当世辩才。

载洸步入朝堂多年，年纪轻轻便已是朝廷依仗的重臣，身上携带的重要利器，便是他那诡异而又老道的辩术。

每每御前议事，争论不休，各执一词的时候，载洸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果断出击，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出口便是出其不意，纵横捭阖。

既引经据典，以史论今，又能立足当下，经世致用，立意简直无懈可击，堪称辩论鬼才。

光绪知道自己辩不过载洸，也不想亲自与他争辩，这种脏活累活还是交给下面的人去干，因此，听完之后，也只是若有所思，稍稍地点了点头，并不做正面的回应。

主子坐山观虎斗，做臣子的当然得扛起枪炮，提携玉龙为君死。

翁同龢又站出来说：刚才贝勒所言，说的是头头是道，实则避重就轻，漏洞百出。

自古以来便是农本商末，如今肆意扩张洋务，致使农者无心务农，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弃农从商、从工之风日渐盛行。

自古以来，各朝各代无不以农为本，若如商业凌驾于农业之上，便是主次颠倒，秩序混乱。

倘若因此流民四起，而商人富可敌国，势必挟巨资以自立，真到了那一步，朝廷将不可控，不可管，不可治，天下将出现无数个洪秀全、杨秀清这般的乱贼。

泱泱华夏，绝不会亡于洋人，但倘若祸起萧墙，必定亡于洋务！

听到翁同龢的一番言论，光绪点了点头，满意地说着：说得好。

接着，他又将手掌指向载洸，示意他继续，就好像看完了一出戏，觉得不过瘾，又着急地想要看另外一出爽剧一样。

载洸面对翁同龢的一番放言高论，也是不慌不忙，逐个击破；

翁师傅所说的流民，是指弃农务商者，或弃农务工者；此二者，皆是认为商业有利可图，遂将农田变卖，或从商，或为工，可称之为商人，亦或是工人，翁师傅称为流民，则有歧义。

只要耕耘者有其田，务工者有其职，经商者有其利，天下便可太平，臣以为，三者皆因一视同仁，并没有贵贱之分。

翁同龢回道：流民也好，工商也罢，二者只可作社稷之辅，士子与农者，才是社稷之本，若本末倒置，天下人对工商之事趋之若鹜，必定天下大乱。

载洸轻笑了下，接着说道：无论是商人工人，还是学子农民，只要能安分守己，忠君爱国，便是我大清的子民。

若做出不利于国家之事，那便是罪人。四者皆是我朝百姓，皆是国之根本，只有相辅相成，才能造就太平盛世。所谓士农工商，不过是过时的论断。

当下，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对我国觊觎已久的列强和日本，且洋人的科技已远胜我大清，若不奋起直追，取长补短，恐日后备受列强所害。

而工人和商人，正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之所在，断不能轻易贬低。

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我辈若不思变，等到大变之时，悔之晚矣。

听到前面两个观点被载洸轻易驳倒了，翁同龢有些恼羞成怒地说：

若天下百姓个个势利，不安守本分，有利可图则为之，无利可图则弃之，形成贪婪萎靡之风，朝廷又将如何自处？

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洋务盛行，致使土地、矿场、人民日益受制于商贾。

若朝廷将天下让给了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只怕是养寇为患，自取灭亡！

商人为了搜刮钱财无所不用其极，哄抬物价，巧立名目，最后银子都会流到那些无良奸商口袋里面去，导致国家积贫积弱。

贝勒爷口中的思变，只怕白白断送了大清的江山社稷！

载洸神色沉稳，大有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气势。

既然那些高谈阔论的士子喜欢引经据典，那就用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打败他们；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载洸短暂地思考了片刻，随即又说：《史记》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奔波，此乃人欲，断不能绝，也不可绝之。

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只会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