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在沈阳红砖一厂(2/2)

黄道初：“我的认识就是一个字：累！”

什么是累？不是从课堂出去干体力活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初到红砖一厂头两天，午饭后、晚饭后，同学们还是围成圈打排球，在空地上踢足球。几天后，外边几乎看不到人；吃了饭，多数人都是放倒在木板通铺上。在学校很多人心里对于开会、学习、批判都有些厌烦；现在，180度大转弯，多么盼望星期三、星期六的下午（学习时间）的到来。尽管后来劳累的感觉减轻了，消耗体力的体育活动，也基本不再出现。

休息的时候，高秀生约我去烧砖的隧道窑参观。我们两个在一栋隧道窑前观看正在出砖的场面。进窑的工人都是披着浇了水的麻袋片，出窑的人，身上都是冒着蒸汽。我心中估算，窑里的温度该有多高啊？从那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挖土、推车都没有以前那么累了。

在红砖一厂劳动大概不足一个月，厂方提出关于同学们吃饭的问题。一九五五年八月国务院发布命令，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政策，大学生平均每人每月三十五斤，实行定量供应；我们学校从我们入学到1959年毕业，并没有对每一个同学单独实行定量，吃饭从来是不计量的。挖土、推轱辘马属于重体力劳动，同学们饭量大增。就连我饭量较小的人，中午一顿至少吃两个馒头（山东戗面砍刀卷子，4两一个）。二十多天下来，厂子出现粮荒，（按规定，重体力劳动定量是每月四十至四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四斤）。无疑，由于我们不计量的吃法造成了厂子粮食超出定量。于是，学院领导要求各班开会，作为政治任务，动员同学们注意节约粮食。

一天，昆岫推轱辘马，用力过猛，速度较快，撞上了在他前面推车的统计课助教。经厂子大夫检查，是小腿肌肉裂伤，没有骨折。此事引起学院带队领导高度重视，各班都开会讨论，强调做到安全生产，避免发生人身事故。昆岫当时就被吓得脸色发白，不知所措。晚饭都没有吃。第二天停止劳动一天，在宿舍写检查报告。晚上，在全班大会上，进行检讨。同学们不免要发言批判。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程序。

在我们劳动在红砖厂的同时，农经系、贸易系的同学，分别到农村和商场参加劳动。也有的同学在校园内修路、整修环境。还有一部分同学参加教改，编写教材，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孙殿卿没有去红砖厂劳动。他和一些同学留在学校，在王继业老师率领下，进行教改。我从红砖厂回来，我们两个自然要到一起交换“心得”了。

孙殿卿：“怎么样，累坏了没有？”

我：“天生就是干活的命。累不死。”

孙殿卿：“告诉你两个奇闻！听不听？”

我：“当然！先讲第一个。”

孙殿卿：“第一个是唐教授。王老师在前两年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唐教授署名的文章，觉得眼熟，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他回忆起来，是在苏联看到的。那是一位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王老师还保存了那本苏联杂志，经过对照，正是那篇文章。”

我：“唐教授还懂俄文？听说他英文好，给58班上课，还用英文讲过课。”

孙殿卿：“正是。他是从英文杂志上翻译过来的。”

我：“想不到，360元（月薪）的大教授，还做这等找窍门的勾当。说第二个。”

孙殿卿：“你知道什么是学阀吗？”

我：“新鲜！闻所未闻。什么是学阀？”

孙殿卿：“具体的定义不知道。解放前，上海有一个仗势把持教育学术界的人物，凡是署名他的文章，报刊杂志都要刊登。我们学校有两个南开留美的老师，以前就为上海那个学阀写过文章；因为两位老师学术造诣较高，博得那个学阀的欣赏，两位老师的文章就常常以学阀署名发表。”

我：“给学阀写文章，不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嘛。”

孙殿卿：“何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位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是内控的嫌疑人物。”

我：“怪不得讲课时，总是按照中国人大的教材照本宣科。”

（2010年9月27日10：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