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2/3)

国家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导致国家“安全设定”的强化，使之更倾向于采取对抗性行为。在这样一个国家安全的基本利益亟待恢复、经济发展要求扩大国家安全利益的形势下，鼓吹战争和扩展“生存空间”的希特勒法西斯纳粹分子上台了。

1933年10月，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5年3月，德国以法国修改宪法为由，公开撕毁凡尔赛军事条款。

1936年3月7日，德军3万余人进驻莱茵区。1936年8月，德国拟定“八月计划”进行扩军准备。至此，凡尔赛条约已经被破坏殆尽，德国为维护其安全利益迈出了第一步。在外交政策领域，大家公认的是希特勒并不代表着与过去的彻底的决裂，恰恰相反，他的思想和行动与他之前的德国领导人是相同的。

戴维?卡莱奥精辟地指出：“在外交政策上，帝国和纳粹德国的相同之处是很明显的。……”即使没有希特勒和他的凶残意识形态，德国也肯定会在20世纪30年代末成为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

然而，纳粹法西斯是一种以战争为目的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强力机构和利益扩张集团对国家机器的主导和控制是国家采取冲突战略并且实施冲突行为的决策原因。

它所主导的统治阶级对安全利益的主观判定过于偏激，对自身安全利益目标和范围的界定已经严重偏离了它所应该覆盖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德国法西斯对其扭曲的安全利益的疯狂追求，最终导致了二战的爆发。

国家维护安全利益，从本质上来讲就是维护对安全有好处的现状或改变对国家安全不利的现状。国家对安全利益的界定范围，应该以其自身的实力为基础。只有国家对安全利益进行正确的判断，对安全利益的维护才有可能成功。

外交政策的演变无不体现着国家对安全利益的维护。德国的外交政策演变始终体现着对其安全利益的维护。当安全利益界定是符合德国当时的国家实力和国家较正当的利益要求时，德国维护安全利益的行动就会成功。反之，则必然失败。

而慕尼黑会议则是可以看成是德国当时的“弱国外交”的一种胜利体现：

1938年9月29～30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关于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族聚居区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四国首脑会议。

慕尼黑会议召开前，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居住着300多万德意志族，大部分居住在该国的苏台德地区。德国法西斯利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之间问题挑起事端，为侵略制造借口。1933年10月，德国扶植苏台德日区德意志族，充当侵略工具。

1938年3月，德国强行兼并奥地利。

4月，希特勒唆使德意志族人要求苏台德区“自治“，德军同时在德、捷边境集结，进行武力威胁，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决心抵抗。希特勒被迫暂时退却。

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发表演说，公开宣布要援助苏台德德意志族。当晚苏台德地区发生暴乱，出现九月危机。

9月15日，张伯伦赴德国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举行会谈，不惜一再退让，表示英国“承认苏台德脱离的原则”。

9月19日，英、法两国对捷施加压力，迫其割让苏台德地区。9月21日捷被迫接受英、法建议。

9月22日，张伯伦再次飞抵德国同希特勒会谈。希特勒又要求兼并更多的领土，并于9月26日以战争相威胁，局势空前紧张。

《慕尼黑协定》全称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包括8条正文、1个附件和3项声明。

其主要内容包括：捷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德军于1938年10月完成对上述地区和其他德意志族占多数地区的占领，这些地区存在的任何设备必须完好地交给德国；对上述不能确定德意志族是否占居民多数的捷其他地区，应暂由英、法、德、意、捷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占领，于11月底前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其归属，并划定最后边界；捷政府应在4周内释放正在服刑的苏台德政治犯；有关政府须在3个月内解决捷境内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否则，德、英、法、意首脑将再次开会讨论；英法保证捷新边界不受侵略；当捷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已解决时，德国也将对捷提供保证。

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是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集中表现(英法是绥靖政策的主要推行者)，是希特勒加紧备战的重要步骤。协定迫使捷丧失了1.1万平方英里的领土、360万居民和1/2以上的经济资源，丧失了作为边境地区安全屏障的防御要塞，破坏了法国在中东欧的同盟体系，从而加强了纳粹德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助长了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

1939年3月，希特勒践踏在协定中承诺的国际保证，出兵占领捷全境。英法却背信弃义，拒不履行保证捷新边界的国际义务。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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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帝国建立之前，秦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以“远交近攻”体系作为主导。

而即使是在秦国征伐六国的统一战争当中，远交近攻的外交方式依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