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金元道教(2/4)

中去，担任朝廷的重要官职。但是，也有一些汉族士人既不愿在皇朝作官、在政治上与金统治者合作，又不去参加抗金斗争，而是走上了消极隐遁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于山东、河北一带由汉族士人所创立的新道派，如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等，便相继产生，并受到了在野汉族士人的拥护和向往而纷纷参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在谈到这一情况时称：‘昔者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乱离，辄草木衣食，或徉狂独往，各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澌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在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久而未之变也。‘王恽《秋涧集》卷五十八《奉圣州永昌观碑》亦称：隐逸清洁之士‘翕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换，自名其家，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敦纯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由此可见，这些新道派既是一种宗教团体，也是一些在野汉族士人相互联络的组织，一经建立，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引起金朝统治者的密切关注。金统治者为了争取在野汉族士人的支持，便千方百计地对这些道派的首要人物进行笼络，对他们表示亲善，并对他们所代表的道派也给予扶植。

金熙宗完颜閒于皇统八年（1148）亲自召见了太一道祖师萧抱珍，并为他的道观赐额。世宗完颜雍即位不久，便于大定（1161～1189）初，将真大道祖师刘德仁召居京城天长观。大定九年又为太一道二祖萧道熙敕立万寿额碑于他所住的道观。十四年因天长观灾，命有司修复，并率领太子和百官前往庆贺，作道场三日夜。二十八年，他两次召见全真道的首领之一王处一，并为他建立修真观，赐金书篆额及金帛巨万。同年又多次召见邱处机，问以至道，赐钱十万，并命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其所居之宫庵正位。世宗还曾召见道士郭志空，并为其徒所创庵赐额曰‘栖真观‘。

章宗完颜璟‘尊玄重道‘更甚，他与太一道三祖萧志冲往来甚密。明昌（1190～1195）间，尝请其醮于太清宫，又在中都为其兴建太极宫。他与全真道的交往更多。明昌元年（1190），邱处机东归栖霞，大建琳宫，章宗敕赐其额曰‘太虚‘。承安二年（1197）七月，召见王处一于便殿，问以养生之道和性命之理，以及治国和边境之事，对其表示钦佩。次年，王处一乞还侍养其母，章宗赐观额及‘体玄大师‘之号，赏赐甚厚。承安二年（1197）冬，又召刘处玄赴阙，敕寓天长观，问以玄旨，并赐以‘灵虚‘、‘太微‘、‘龙翔‘、‘集仙‘、‘妙应‘等五观额。次年又遣使征之，‘以鹤板蒲轮接于紫宸，待如上宾，赐以琳宫，名曰‘修真‘，官寮士庶，络绎相仍，户外之屦，无时不盈。明年三月，乞还故山，天子不敢臣，额赐灵虚，宠光祖庭‘。③他还十分重视道书的收集和整理。即位伊始，即命天长观提点孙明道主持搜访天下遗经，编印《大金玄都宝藏》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经过两宋之际道书遭受毁损之后，这次的搜集整理对道教的继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着新道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下层群众中的发展，也引起金统治者的猜疑，故章宗曾对这些道派采取过一些限制措施。明昌元年（1190）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

次年十月，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④元遗山的《紫微观记》在谈到全真道的发展时即指出：‘故惰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陈垣先生认为，所谓‘著令绝之，即指明昌禁令。‘可实际上不但‘禁‘而不止，却反而更加发展了。正如姚牧庵《重修玉清万寿宫碑》所说：‘欲锢其说以叛涣其群‘，却‘势如风火，逾扑愈炽‘，以至‘羽服琳宫，日新月盛乎金之世‘。金代道教之兴盛，可想而知。

卫绍王完颜永济嗣位以后，金朝统治已处于急转直下之势，他在位时间很短，但金代敬道之制犹存。如受到章宗宠遇的道士李大方，到卫绍王执政期间仍然活跃于朝廷。大安（1209～1211）初被召，赐云锦衣，佩金符，加号‘通玄大师‘。宣宗完颜珣即位不久，燕都便告失守。在这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他对道教仍十分关心，为一些宫观赐名，以资保护，对道士仍给以礼遇，向他们赐号封官。但他在征召邱处机、李处静时，邱、李等人眼见金朝统治大势已去，均拒不奉召。哀宗完颜守绪在位仅十年，便被元太宗窝阔台所灭（1234），国破身亡。

元代的全真道与正一道

入元以后，元统治者同样面临如何争取汉族士人支持的问题，故对道教亦同样表示崇奉。公元1219年，当成吉思汗还在率军西征时，就迫不及待地遣使臣前去登州宣召当时全真道首领邱处机，邱处机当时已先后拒绝金、宋的邀请，正在山东观望形势。接到成吉思汗的召命之后，便不辞‘冒雪冲霜‘，万里跋涉，率